叶企孙对开拓、促进中国物理学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培育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所提倡的教育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清华大学评）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为个人考虑。他终身不娶，视学生如儿女，对所有青年的关系都非常亲切。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学工作的人，团结大家，协力做好工作，我们怀念他，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自愿捐款设立这个奖。我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笔奖金的钱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种心意，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奋发上进。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钱伟长评）叶企孙先生为中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叶企孙对国家突出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两弹一星方面。（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评）
“若以吾人有限的生命与伟大的宇宙相视，实为渺小可怜，而宇宙之所以有人类诞生，盖在创造建设，意义极为重大。”“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要谋我们以后的科学进步，……，还有一点须注意,就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需要两者并重。”“有人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说法太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住! ”“中国之落后，在于科学之不发达。”“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也。善读史者观以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清华的改造已在进行，但有待改造之处尚多，希望各位校友随时贡献意见，使清华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民大学，使每一个清华人都能做到真实地为人民服务。”“在一个现代国家中，任何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科学，提倡研究的精神，使科学能够有日新月异的进步，那么这一个国家没有不强盛的。”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男，名鸿眷，字企孙，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清光绪二十四（1898年）七月十六日，叶企孙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家庭，自幼天资聪颖。
清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至十月，进入清华学堂（其后设立的大学部为现清华大学）。当时未满13岁的叶先生是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
民国二年（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他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录取。
民国七年（1918年），叶企孙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插班进了大学三年级，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民国十年（1921年）叶企孙和导师W.duane及H.hpalmer合作测定普朗克常数 h ，该值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在美国物理学会华盛顿会议上，当叶企孙向与会的学者大声宣布自己的发现——《用射线方法测定普朗克常数》的时候，全场震惊了。这个昨天还梳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的东方人，一夜之间就登上了物理学的顶峰，硬生生压了整个西方物理学界一头。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报争相发表了叶企孙的论文，盛赞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国际科学界很快表态，认为叶企孙的测定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第一次，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铭刻在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史上。
民国十二年（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告别美洲大陆，取道欧洲回国。在欧洲，他游历了英、法、德、荷兰和比利时五国，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博物馆、美术馆和一些高等学校的物理研究所，拜会了这些国家的物理学界同行。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同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7位评议员之一（教授会议的最高议事机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的叶企孙立即放下出国访问的机会，负担起抢运图书、仪器的重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1月，由西南联大常委会议决，暂代该校常委职务
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 同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叶企孙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的著作较少，因为叶企孙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教育及科学事业。在科研方面的许多杰出人士是他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物理学家阵容，他们托起了多灾多难的中国物理学科研究。
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以及秦馨菱、李正武、陈芳允、于光远等。
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有：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萧健、徐叙瑢、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解放后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有周光召、、唐孝威、黄祖洽、胡仁宇、蒲富恪等。
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林家翘。第一位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戴振铎。
数学大师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是叶企孙力排众议让他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的。
与华罗庚齐名的陈省身，同样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日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许多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诞生了23位两弹元勋，其中一半是他的门生。他最终为国家培养的院士数量，达到了79名。
1.王淦昌 （叶企孙大弟子，欧美报刊曾称誉他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美国的之父)）
2.赵九章（ 我国大气物理、 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中国卫星第一功臣”。 ）
3.彭桓武（科学奇才，“默默无闻的大师”，据《薛定谔传》，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这样的一位“大师的大师”想必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晚年生活，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许多事情往往出人意料。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没有儿女，就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儿女。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其拍出了珍贵的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 ，不但成绩优秀更是十八般武艺集一身 ）
1938年，国难当头，本来打算结完婚便赴德留学的熊大缜，因为听说地雷战的事，便对他的老师叶企孙说要去冀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叶企孙同意了。熊大缜便婚也不结国也不出，直奔翼中抗日根据地去了。
但在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一位本可以在科研道路再创辉煌，能为中华之崛起作贡献的大好青年，从此成了横尸荒野的冤死之魂。
叶企孙得到消息后，仿佛五雷轰顶，从那以后，便很少看到他笑，常见他坐在家中发呆，什么样的事情也不做。
1948年底，北平解放在即，在当时，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北上还是南下（去台湾）。
蒋介石发起“抢救学人计划”，紧急召集全国顶尖的科学家和文化名人前往台湾。美国某个基金会知道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大牛，亲自来信邀请他去麻省理工大学做研究，以避战乱。
可叶企孙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坚持留在北平。梅贻琦见状不甘心，仍想拉叶离开北平，并打算与之重新建立清华大学海外基地。
但叶企孙自信作孽无多，也需要教书匠，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C.C特务团”被捕。
据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他被迫写过多次“笔供”，在其中一份书面交代中，他写道：“……熊之被，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就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中国核弹之父）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他的学生也深知他的用意，叶企孙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
长达四年的囚徒生活虽然结束，但是，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时，均遭拒绝。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
郭会邦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的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的住处。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说出他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很是心酸。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叶企孙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特别高兴，他让工友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殿邦的一些趣事……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呼吸困难，被送医院抢救。期间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回清华……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1977年1月19日，叶企孙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当时的某些原因，叶企孙逝世的消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教育培训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叶企孙先生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叶企孙挚友的吴有训先生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叶老的后半生遭受了冤屈，但他的学生及朋友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他和他对中国所做的贡献。
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127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联名者平均岁数高达72岁。
1993年，清华校庆特在科学馆举办叶企孙生平照片及手迹展，参观者无不震惊钦佩。
1998年，叶企孙百岁诞辰恰逢他中学的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建校250周年，学校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李政道专程赶来讲话，对叶企孙荐才留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5月22日，叶企孙纪念像也在福寿园海港陵园揭幕。由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主编，李政道作序的《叶企孙文存》也在仪式上首发。
叶企孙先生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和学者，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永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的真正民族脊梁！叶企孙先 生没有子女，可是他为中国培养了千万英才；叶企孙先生没有遗产，可是他为 民 族树立了永恒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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